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包含丰富的统计数据，涵盖户籍人口、赋税徭役、军情战报、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我国古代政府统计演变历程极为宝贵的史料基础。为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本文基于对《资治通鉴》中统计活动、统计数据、统计思想和统计方法的细致钩沉与深入解读，聚焦典型案例，突出数据治理，从政府统计工作组织开展情况、政府统计的主要内容，以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等三个部分对五代及以前时期我国政府统计的状况加以刻画与总结。研究发现：我国古代政府统计起步时间早，渐趋成熟和稳定；统计工作历来备受重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和相关决策的重要基础；统计造假问题时有发生，防范和惩处力度较大；统计数据的收集利用程度与经济社会状况高度相关；统计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专门的统计问题研究较为欠缺。

现有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研究存在缺乏理论基础、操作相对机械、结果不够精准等不足。为此，本文基于脆弱性理论将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为经济收入较高且足够稳定的非脆弱群体，然后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脆弱性估计法和核密度估计法确定中等收入群体脆弱性水平的上下限标准，进而估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最后剖析家庭进入和退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微观驱动因素并研判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演变趋势。结果发现，第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可以设定为1%和10%的脆弱性水平所对应的家庭人均持久性收入，2014年和2016年对应的比重分别为29.82%和32.71%，而且城乡和地区分布差异较为明显，城镇和东部地区趋于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第二，人力资本、职业特征、家庭负担、收入结构是驱动家庭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要达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对应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要求，2016—2035年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持久性收入增长率至少应达到3%和5%。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本文在梳理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与测度标准的基础上，探索利用宏观统计数据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统计方法并借以探寻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变化的内在规律。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本文测度127个国家（地区）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分布特征，并着重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展开探究，以此归纳中等收入群体的合理比重及共同富裕背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内在逻辑。最后，本文利用我国2003—2021年数据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进行测度，并对其变动效应进行定量分析，据此研判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实践路径，为我国新发展阶段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抓手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客观依据。

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加强统计监督,是发挥统计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综合性基础性作用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统计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依法依规依制开展统计工作,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等方面进行监察、督促、检查,对经济社会运行进行统计监测和综合评价。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监督包括权力监督、执法监督、监测评价、管理监督4个层面的内涵,其主要形式有:统计督察、统计执法监督检查、监测评价、统计制度监督、统计数据质量检查评估。每一监督形式有各自的监督主客体、监督内容,从而形成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基本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何为共同富裕？哪些因素是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哪些指标能够体现共同富裕特征？如何监测共同富裕进程？这些问题有必要从统计上进行科学的解读。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论述和国外关于反贫困的有关讨论，在解读新时代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以“以人民为中心”和“共享、富裕、可持续”为要点，紧扣“共同”和“富裕”两大关键词，瞄准城乡、地区和收入三个差距，构建了由经济质效并增、发展协调平衡、精神生活丰富、全域美丽建设、社会和谐和睦与公共服务优享六个一级指标组成的共同富裕过程性评价指标体系和由共享性、富裕度和可持续性三个一级指标组成的共同富裕结果性评价指标体系，最后以浙江省为例测度了2015—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

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个人数据被企业或政府收集、存储、加工、分析和应用，已经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在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统计与核算角度对个人数据进行系统研究，对于理解个人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准确细致地构建数据资产核算框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了个人数据的概念、分类与特征，并结合案例剖析了个人数据的价值链过程，界定了个人数据资产的范围。同时，对个人数据的估计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对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美团 5 家典型消费互联网平台所持有的个人数据展开估价试算，提出了应建立基于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数据资产价值测度框架的思考。最后，本文探讨了个人数据开发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为推动个人数据开发应用健康有序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本文以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标准,使用2018年开展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构造数字经济测算框架,测算并预测了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本文研究结果为全面系统考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结构特征提供了数据基础,为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框架和科学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深入探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是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推动经济向更 高层次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基础。本文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从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证券、碳金融等多个维度定量评价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详细考察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效应与特征。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而言,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大多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处于门限值之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提供参考,也为有重点、分阶段、分区域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以2003年1月至2018年8月中国央行行长所有口头沟通内容为文本基础，生成央行行长沟通这一特定领域的专用词典，进而使用短语数量加权的方法分别构造货币政策沟通指数和经济形势沟通指数。其中，货币政策沟通指数与实际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具有高度相关性，而经济形势沟通指数可以作为经济基本面的信号器。进一步，本文基于监督学习方法，通过训练子样本词典得到具有倾向的短语及其概率分布，利用文本分类器对新的沟通文本进行自动分类，最终对新样本进行指数计算。子样本的监督学习与全样本信息具有一致的结果，表明本文的央行行长口头沟通测度具有可复制性和可延展性。

基于2007年1月至2017年12月月度数据，本文首先选取金融机构极值风险、金融体系间的传染效应、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流动性和信用风险4个层面的14个代表性指标测度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度量了单个系统性风险指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运用偏最小二乘分位数回归法构建一个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标进一步实证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单个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中机构极值风险类别下的指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大，其中金融体系巨灾风险指数影响效果最显著；②运用偏最小二乘分位数回归构造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标较之单个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能够更稳健地反映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状况；③从测度效果来看，单个系统性风险指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标在下尾分布（0.2分位数）的结果明显优于中间分布（0.5分位数）和上尾分布（0.8分位数）。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基于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整体上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优化了企业的专利申请结构，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无显著影响。②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内资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总产出增加是由于高质量创新（发明专利）与低质量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同时显著提升导致的；外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下降是由于低质量创新显著下降、高质量创新变化不显著导致的，对低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高生产率企业。③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增加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为了应对美国进口冲击，中国企业积极应对，增加研发投入支出、优化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加快高质量创新，从而产生了“逃离竞争效应”。